大骨頭是干垃圾，小碎骨是濕垃圾；整只小龍蝦是濕垃圾，去黃龍蝦頭是干垃圾，龍蝦殼是干垃圾，龍蝦黃、龍蝦肉是濕垃圾；喝不完的奶茶如何垃圾分類？先把奶茶倒進水槽，再把珍珠扔入“濕垃圾”，洗干凈奶茶被子后壓扁扔進“干垃圾”桶，杯蓋放入“可回收”……
看到這么繁瑣的垃圾分類法，你是不是根本不想戒掉奶茶、戒掉小龍蝦、戒掉啃骨頭，而是想干脆戒掉飯好了！
據安信證券6月19日的行業(yè)分析報告，預計到2020年垃圾分類服務全國市場規(guī)模超過610億元。
根據媒體公開的數據：從4月26日到7月15日，81天時間內，就有651家垃圾分類相關企業(yè)注冊成立。
既然垃圾分類帶來這么大的市場，有沒有更好的商業(yè)模式能減輕居民垃圾分類的負擔？
上海實行垃圾分類后，有人吐槽，居民吃一頓飯需要10分鐘，飯后垃圾分類需要半小時，垃圾分類不徹底還要罰款……
上海施行生活垃圾強制分類1個月，居民為了減輕垃圾分類負擔，外賣“羊肉串”點成“羊肉呂”了。因為那根簽子要分類回收，所以很多人點外賣吃羊肉串的時候都特意跟店家注明：不要簽子。
這只是上海施行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的一個縮影，估計很多人都開始垃圾焦慮了。
很多觀點建議，我們應該向日本學習。在日本，垃圾分類已經成為一項國民基本素質教育，哪怕是一個三歲的孩子，都能很好地將不同垃圾進行分類。
日本人均每年只有410公斤垃圾，是世界上人均垃圾生產量最少的國家，也是世界上垃圾分類回收做得最好的國家。
從1980年開始，日本逐步建立起一套近乎苛刻的垃圾分類制度。每年12月份，日本的每一家住戶都會收到一張來年的特殊“年歷”：每月的日期都用黃、綠等不同的顏色來標注，每一種顏色代表哪一天可以扔哪種垃圾。比如，廚房垃圾，每周三和周五才能扔。
商業(yè)發(fā)展最大的價值在于節(jié)省社會成本。社會分工越細，商業(yè)會越發(fā)達，所謂專業(yè)的人要干專業(yè)的事。
比如，我們明明知道從超市買菜的價格遠高于從菜農手里買，但是我們還是愿意從超市買，為什么？因為這樣做節(jié)省了時間，實際成本更低。
垃圾管理成本，不僅僅是回收過程中直接產生的費用，每個環(huán)節(jié)的所產生的隱性成本也是不可以忽略的。
比如，過于詳細的分類有可能會額外增加物流成本。如果每種垃圾運輸車只收一類垃圾，垃圾車的“空載率”會提高，甚至需要增加更多的回收車數量以及更多人力成本。日本業(yè)內估計，整個垃圾回收的人工和運輸成本要占七成左右。
拋開物流成本，分類后的垃圾回收再利用率有多高呢？
根據經濟合作與發(fā)展組織(OECD)2013年數據統(tǒng)計，日本垃圾的回收再利用率低于20%。也就是說，日本人拼了老命分類的垃圾，最后依舊是有80%要被拖去焚燒場火葬的。
豆瓣上有一篇描寫日本垃圾分類的文章稱，日本人潔癖對于清潔度要求非常高，像歐洲那樣，把飲料瓶回收清洗再利用的事兒，擱日本是幾乎不存在的，大部分垃圾終究是要燒掉的，讓老百姓進行垃圾細分的必要性到底有多大？
根據日本神奈川開成町多年的調查結果，可燃垃圾中，其他類垃圾的混入率始終在30%上下。這說明，雖然日本的垃圾分類規(guī)則細致，對于國民的要求也很高，但事實上垃圾分類出錯率依舊不減。
有些日本學者早就表達了這樣的觀點：如此細致的分類工作全部轉嫁到老百姓頭上，并不合理。與其分的太細做不好，不如分的粗些減輕老百姓的負擔，提高垃圾集中分類產業(yè)的效率。
那么，垃圾分類交給誰來做，效率會更高？
在美國，很少有家庭把廚余垃圾扔到外面，而是直接倒入下水道，垃圾處理器能夠把廚余垃圾研磨，處理成液體，然后再通過下水道進入城市污水處理系統(tǒng)得到處理，還可以加工成肥料在循環(huán)使用，實現對垃圾處理的簡便化和資源化。
除了美國，瑞典也鼓勵居民使用廚余垃圾處理器，英國的一些地區(qū)對購買處理器還提供財務補貼，以減少對垃圾填埋場的負擔。
雖然垃圾處理器目前主要應用于廚余垃圾，但這已經解決了一大半的垃圾處理問題。
在人工智能如此發(fā)達的今天，我們也可以應用人工智能實現垃圾分類處理。應用人工智能改造垃圾分類處理系統(tǒng)，不僅能將勞動者從這項勞動中解放出來，還能夠極大地提高垃圾分類處理的效率和準確度。
一句話，與其強制居民花費更多的時間成本做好垃圾分類，不如期待更好的商業(yè)解決方案。